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日前宣布辞职，公开理由是照顾罹患罕见骨癌的丈夫。这一解释具有人情上的正当性，也为她离开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一个体面借口。但若把这场辞职完全归因于家庭，显然不足以解释其中的政治分量。梳理其任职轨迹不难发现，加巴德的辞职发生在其与特朗普政府围绕伊朗战争、情报系统改革和内部权力关系矛盾加深之际，或许是其布局2028年大选、寻求长远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。
理念分歧加剧
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胜出，不能只用保守主义回潮解释，核心在于其精准拿捏了美国民众的情绪痛点，凭借反战、反建制、反“深层政府”的核心竞选策略，吸纳了大量厌倦党派内耗、反对海外军事干预的选民。而加巴德的加盟对于特朗普而言具有重要价值，不只是加巴德以前民主党人的身份投诚共和党，更是因为她代表的正是上述美国政治群体。
也正因如此，随着加巴德转投特朗普，部分前民主党人、独立选民、反战选民和反建制选民支持特朗普的心理门槛有所降低。这在美国政治中早有先例，在2016年大选中，有一部分桑德斯（无党派独立人士）的初选支持者在大选中转投特朗普，这说明左翼反建制选民并非民主党的固定票仓。正因如此，特朗普选择在2024年大选后迅速把加巴德纳入过渡团队。
加巴德（资料图）。
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，加巴德并不是一个象征性人物。特朗普一度赋予她较大的政治任务：整顿情报体系、压缩冗员、清理所谓“深层政府”，并解密相关材料，试图证明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“通俄门”中构陷特朗普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去年7月发布材料，称奥巴马政府推动形成了针对特朗普的俄罗斯干预指控。但此类指控是否足以被司法证明，仍存在很大争议，但它确实服务于特朗普的政治需要。
不过，加巴德与中央情报局（CIA）及传统国家安全官僚存在冲突。她反干预、反情报政治化的姿态，与CIA局长拉特克利夫等鹰派核心官员的政策主张形成根本冲突，双方的分歧随时间推移不断加剧。加巴德离任后，拉特克利夫在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影响力可能上升。
而真正改变加巴德处境的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军事行动。去年6月的“12日战争”后，加巴德的反干预主义立场开始与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出现隔阂。今年围绕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，又进一步暴露了加巴德在白宫国家安全决策中的边缘化处境。据悉，加巴德在若干关键的国家安全决策中，都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。特朗普因加巴德没有全力支持对伊朗战事而不满。
更深政治考量
特朗普对加巴德的不满，令后者辞职的时间点愈发引人关注。对加巴德来说，继续留任意味着必须为特朗普政府后续战争路线承担责任，主动离场则可保留反战人设，尤其在已有反战人士质疑她为何仍留在政府的背景下。加巴德可以说辞职是因为家庭，也可以表明自己并未完全背离反战原则。
也有分析认为，加巴德此时辞职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。加巴德曾参加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。近两年，更有关于其竞选2028年总统的猜测。有民调把她列入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名单，尽管其支持率远低于万斯等人。
加巴德不但能吸引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（MAGA）阵营内部反战选民，并非传统右翼出身的背景也使她具备少见的跨阵营辨识度。但她的弱点同样突出。她既得罪了民主党建制派，也得罪了共和党内鹰派和情报系统；离任后若被特朗普支持者视为“不够忠诚”，其MAGA基础也会受损。加巴德的社会基础不是传统党派组织，而是一个松散的反战、反建制联盟。这类选民数量不少、声音很大，但组织能力和初选稳定性不足。
因此，加巴德未来两年大概率不会急于摊牌。她更可能通过演讲、播客、保守派媒体、退伍军人团体、反战组织和MAGA活动保持存在感，继续观望局势。如果特朗普未来没有发动新战事，或者能有效处理好与伊朗冲突后的遗留问题，那么加巴德的吸引力会下降。反过来，如果美国再次陷入战争泥潭，加巴德就可能把自己塑造成特朗普时代被压制的“真正反战派”。
加巴德辞任，不只是一个内阁成员离职事件。它折射的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反战派与鹰派之间的裂缝。对她而言，这既是失势，也是蓄势。她能否把一次被动离场转化为2028年的政治资本，取决于美国未来两年对外战争走向和政坛派系格局变动。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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